楚人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楚人开放包容浪漫，创造了举世惊艳的楚文化。春秋时期，楚国大败晋国而称霸，在残酷的战国时代，楚国统治集团却还保持着春秋时代礼乐文明熏陶而养成的质朴、文雅。近日，张宏杰《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由天喜文化推出，书中通过“中原化”对楚国兴亡的影响、华夏文明开拓与融合的历程等议题，借助考古发现和历史典籍里的记载，以奇谲瑰丽的文物解读楚国辉煌灿烂的文明。

张宏杰《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天地出版社·天喜文化丨2023.6

以下摘编自《楚国兴亡史：华夏文明的开拓与融合》一书，经出版方授权发布。

【资料图】

纵观春秋战国时期的楚文化，我们的第一个印象就是它的开放性、兼容性和创造性。楚国文化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比如楚国青铜器源自中原，但是却自有风格特点。中原青铜器的风格是雄浑粗壮大气，而楚国青铜器在庄重之外，还以装饰生动、富于变化闻名。它们精雕细镂，富丽繁密，显示了工匠的奇思巧技，显示了楚人的趣味与喜好。

1978年，河南南阳淅川下寺楚墓中出土一套（7件）用失蜡法铸造的列鼎，最大的一件是王子午鼎。鼎通高67厘米，口径66厘米。王子午是楚庄王之子、楚共王之弟，曾任楚国令尹之职。

王子午鼎（七鼎之一）

这只鼎是典型的楚鼎。它的撇耳和束腰，都体现了楚文化的典型特征。王子午鼎的设计十分注重艺术的形式感，表现出独具的匠心。撇耳、束腰和鼓腹，形成一道优美的曲线，腹壁等距离装饰了6只爬兽，探出口沿，消除了两耳间数条平行线造成的呆板滞重之感，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显得活泼而不失庄重稳实之感。它从容地矗立在那里，气势不凡，活脱脱一副楚人踌躇满志的心态的写照。

撇耳和束腰的出现不仅是为了美观，也与实用相关。在祭祀过程中，人们要把已熟的牛、羊等分类依次装入鼎中，然后再移入中庭。鼎耳外撇，如两只把手，使搬运者与鼎腹间隔一定的距离，克服了垂直鼎耳搬运的不便。

王子午鼎的形制，别开生面，是对西周以来鼎制的重大突破，反映了楚人强烈的创造精神。中原的鼎，追求厚重大气、威严肃穆，因此一般笨重硕大。然而，中原鼎被楚人收细了腰之后，立即有了曲线之美，平添了许多妩媚。和这只王子午鼎一样，大部分楚墓中出土的重器，都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装饰。源自中原的青铜器，吸收了蛮夷风格之后，其风格由中原的凝重、典雅、简朴一变而为楚国之活泼、灵动、繁缛。

楚文化的瑰丽多彩，与它独特的地理环境分不开。

首先，楚国地处南北之交，水路交通之便利天下独步，交通网络四通八达。水路溯江而西，可达巴蜀经济区；通过汉淮诸水，可以北上与中原互通有无；沿江东下吴越，可以一日千里；通过湘资沅澧等江，则可以直通湖南，乃至滇黔。1957年，鄂君启节在安徽寿县被发掘出土。节上的文字反映出楚怀王时期商业的繁荣和制度的完善。鄂君启节舟节中载：“屯三舟为一舿，五十舿。”每次贸易动辄150舟，可见规模之大。而且贸易频繁，“岁能返”。鄂君启的商贸船队不仅能到达长江以南的湘资沅澧这样较大的水系，而且还能深入到楚国有效统治区域边缘地带的桂东北的小支流（黄沙河等）。

其次，楚人源于华夏，身处蛮夷之中，性格具有极强的包容力。楚国所征服的地域少数民族林立，楚人从不以正统自居，楚文化也从来没有中原文化那样的优越感和排他性。楚国从立国之初，就以一种开放的心态，采取怀柔少数民族的政策，“甚得江汉间民和”。及至强盛之时，更是明确了“抚有蛮夷，奄征四海，以属诸夏”（《左传·襄公十三年》）的混一夷夏政策，楚人的这种开放融合的思想，比当时管仲“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闵公元年》）和孔子“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的思想都要开明。

因此，楚国文化中既有华夏文化的遗传，又有荆人、巴人、越人、徐人等少数民族的贡献。楚人以博大的胸怀吸取周边文化之长，使中原文化和蛮夷文化在这里交流融合，楚国文化因此表现出异常强烈的丰富性和创造性。

在政治上，楚国前期中央集权比较强大，但是政治结构呈现多元性。楚国扩张过程中，王道与霸道兼用，武力与怀柔并重，虽然战胜了许多国家，但是对许多小国是存而不灭，并非“绝其社稷，有其土地”，而是使之长期成为自己的属国。战国时期，楚国更是大行封君制。战国七雄中，实行封君制最早，封君最多和封地最广的就是楚国，现在已知的楚国封君就有六十多位，封君世袭并对封地有全面统治权。封君制、县制、属国制并存，楚国多元的政治结构，自然导致文化多元，显示出非同一般的强大容忍度、开放性和凝聚力，创立了介乎夷夏之间的楚制和楚俗。

楚文化的开放性，还体现在楚国文化遗存当中发现了大量的域外文化因素。“从有关楚国的文献记载和出土文物、简帛中，可以发现来自古埃及、印度、巴比伦、西亚、西伯利亚和环太平洋地区的多种文化因子。”

人们通常认为，中西文化交流是从公元前139年（汉武帝建元二年）张骞出使西域开始的，广为人知的“丝绸之路”在那时打通。其实，早于张骞大约4个世纪，楚国就已经有了中西文化交流。证据之一，就是一种被称为“蜻蜓眼”的玻璃珠。典型的“蜻蜓眼”玻璃珠，胎色或酱黑或赭红或石绿，上面塑着眼珠纹，眼珠纹由蓝白相间的圆圈构成。这是典型的地中海文化的产物，浓缩着地中海的蓝天白云和碧波白帆的影子，与中国传统装饰纹样的风格迥异。然而，它却大量出土于湖北、湖南的楚墓中。

通过科学仪器分析，人们发现这种玻璃珠是钠钙化合物，而早期的中国玻璃是铅钡化合物。先秦的中国没有钠钙玻璃，正如同时的西方没有铅钡玻璃。因此，这些东西无疑是西方的舶来品。最迟在公元前6世纪末期，楚国已经有进口的西方“蜻蜓眼”玻璃珠了。由此可以顺理成章地说，楚国与西方文化交流的开端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末期，比汉朝与西方开始文化交流早了大约4个世纪。

学者研究认为，早于北方的丝绸之路，有一条“南方丝绸之路”，它起自欧洲，经西亚、南亚，再到中国云南，终点是当时的楚国。这条路翻越横断山脉，其艰难可想而知。公元前5世纪，中国的丝绸已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材料。出土的先秦丝织物中，以楚地的最为精美；而在中国发现的“蜻蜓眼”玻璃珠中，又以楚地的数量最为壮观。因此有人推测，南方丝绸之路上的主要运输品，很可能是楚地丝绸和以希腊的玻璃珠为代表的玻璃制品。这说明楚文化虽是内陆型的，但它很有开放性，其开放性比沿海型的齐文化、吴文化和越文化有过之而无不及。

左鹏认为，如果说“蜻蜓眼”玻璃珠是楚人与南方各地乃至南亚交通往来的实物例证，那么人骑骆驼铜灯则是楚人与北方各族乃至中亚诸国交流的艺术象征。在俄罗斯乌拉尔河流域的巴泽雷克，一个相当于我国战国时期的游牧民族贵族墓葬中，曾出土了楚国的四山镜和丝织刺绣物。这些丝织物，无论丝纤维、花纹风格，还是刺绣工艺，都与长沙烈士公园3号楚墓出土的龙凤刺绣相同。巧合的是，同属战国时期的江陵望山2号楚墓中，出土了一件人骑骆驼铜灯。

人骑骆驼铜灯

铜灯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分是灯盘和灯柱，下部分是方座。方座上骆驼四脚站立，昂首垂尾，驼峰中坐一人，两腿夹住骆驼，两手举着灯柱。这件铜灯造型别致，制作精巧，人和骆驼的形象栩栩如生。同样的铜灯在湖北荆门后港楚墓也出土过一件。骆驼被人誉为“沙漠之舟”，在楚地显然难有用武之地。但骆驼的形象，多次出现在楚人日常生活用品的装饰中，楚人足迹之广，开放程度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楚文化的另一个特点是风格独特、个性强烈。

楚文化产生的自然环境与中原文化明显不同。春秋战国时期，楚地地域广阔，“山原水原杂错分布，大江芳泽云蒸霞蔚，山野丛林鸟兽出没，风雨晴晦朝夕不同，自然物产和劳动要比北方来得多样化”。日本学者青木正儿说：“南方气候温暖，土地低湿，草木繁茂，山川明媚，富有自然资源……所以，南方人生活比较安乐，有耽于南国幻想与冥思的悠闲。因而，民风较为浮华，富于幻想、热情、诗意。而其文艺思想，则趋于唯美的浪漫主义，有流于逸乐的华丽游荡的倾向。”

潘光旦说：“中国人自己很早就看出南方和北方的不同。他们自己说，南方人喜欢远游，容易采取新的见解，求智识的欲望很深切，容易受人劝导，风俗习惯富有流动性，做事很有火气，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政治手腕倾向激进的一方面。北方人的品格恰好相反，他们爱家，情愿困守田园，不容易采取新的见解，很有决心和毅力，主意一经打定，谁都动摇他不得，风俗习惯富有固定性，做事很慢，但很有耐性，他们的政治思想和手腕倾向保守一方面。”

烟波荡漾的自然风光，赋予了楚人自由浪漫、灵巧好动的性格气质以及求新求变、富于想象力的审美趣味。“这是一片神话、诗歌、音乐、舞蹈，充满水墨烟云浪漫激情的肥沃土壤，人民生活于一种多样化的和谐优美的大自然怀抱中，熔铸了他们情感变化多样、热烈且富于无拘无束的浪漫想象的气质。”楚文化的特点是浪漫主义的，楚人创造的老庄哲学，思想浩瀚恣肆，思维深广诡怪，特别是庄子的寓言，充满浪漫主义想象。而《楚辞》等文学作品，更是创造出一个个幻想漫游的世界，体现出楚人具有其他地域文化无可比拟的奇异、诡谲的浪漫艺术心理和强烈的探究追寻的精神以及恢宏广博的气势。“《离骚》《天问》和整个《楚辞》的《九歌》《九章》以及《九辩》《招魂》《大招》……构成了一个相当突出的南方文化的浪漫体系。”

楚文化个性强烈的另一个原因是楚民族是一个独立意识很强的民族。“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江南地广，或火耕水耨，民食鱼稻，以渔猎山伐为业，果蓏（luǒ）蠃蛤，食物常足。”（《汉书·地理志》）由于谋生较为容易，楚人就可能有较多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精神上的追求。此外，也不需要组织强大的集体力量以克服自然，所以楚国也没有形成像北方国家那样严密的宗法制度。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个人受集体的压抑较少，个体意识相应就比较强烈。楚人性格强悍，不甘人下，民族自尊心异常强烈。他们不买周天子的账，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问鼎中原”，理直气壮地自称“我蛮夷也”，充分显出楚人桀骜不驯、“敢为天下先”的强烈个性。这种个性造就了楚文化与中原文化的显著区别。

因此，楚人在审美上追求瑰丽新奇，有着充沛的创新意识。楚人喜欢筑高台、着奇服、好细腰、戴切云冠。在北方国家看来，楚人不拘礼法、不尊形制、标新立异。出土的楚文物共同的特点是色彩富丽、线条流畅、造型独创、飞扬恣肆。变化多样的龙凤纹、栩栩如生的动物纹、夸张抽象的几何纹是楚人偏好的样式。那飘逸流畅的线条、斑斓繁富的色彩、琦玮谲诡的造型，无不洋溢着生命的激情和清新的气息。

因为富于想象力，楚国器物的造型，往往出奇制胜、出人意料。楚人尚鬼崇巫，巫风炽烈，他们沉浸在一片充满奇异想象和炽热情感的神话世界中娱神与娱己。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人御神龙，孤鹭相从，构思诡异浪漫。楚地艺术造型许多是动物合体、人兽合体，奇幻怪诞，充满神秘色彩。楚人的墓葬中镇墓兽及辟邪之物非常普遍，且造型十分独特，一般由方形底座、曲形兽体和鹿角所组成。兽体形状怪异，面目狰狞，给人以恐怖和神秘感。比如江陵天星观1号墓出土的鹿角人面的双头镇墓兽，睁目吐舌、狰狞恐怖，显示其引魂升天的神威，充满了诡谲浪漫的神秘美感。

长沙子弹库1号墓出土的《人物御龙帛画》

虎座凤架鼓是楚文化中最富特征的器物之一，它由卧虎、凤鸟组成。凤鸟足践猛虎，包含了辟邪驱鬼、引魂升天的含义。

虎座凤架鼓的两只老虎匍匐于地，昂首站立在老虎背上的凤鸟背对背架起一面彩绘大鼓。器物通体彩绘，髹（xiū）黑漆为底，以红、黄、褐等色绘出虎斑和凤羽。木胎则由楚国特有的优质木材楠木雕刻而成。虎仰首蹲伏，凤昂首立于虎背。鼓悬于双凤之间，系于凤冠之上。此鼓造型逼真，彩绘绚丽多姿，既是乐器，也是艺术佳作。值得注意的是，在凤与虎的组合形象中，凤高大轩昂，虎却矮小瑟缩，趴伏于地，反映了楚人崇凤贬虎的风尚。

枣阳九连墩 2号墓出土的漆木虎座凤架鼓

在已发掘的多个楚墓中发现了数个虎座凤架鼓，造型十分相似。2002年湖北枣阳九连墩2号墓出土的一件虎座凤架鼓，通高135.9厘米，宽134厘米，以两只昂首卷尾、四肢屈伏、背向踞坐的卧虎为底座，虎背上各立有一只长腿昂首、引吭高歌的凤鸟。背向而立的凤鸟中间，一面大鼓，悬挂在凤冠之上。两只小兽，后足蹬在凤鸟背脊，前足托住鼓腔。器身通体髹黑漆，运用红、黄色彩绘，彰显了楚文化的浪漫与神奇。

确实，无论是平面图案，还是立体造型，凤都是楚国艺术品中永远的主角。神采飞扬的凤鸟，体现着楚人充满生命激情、发扬踔厉的民族气质。它或展翅飞翔，或足踩飞龙，或翅扇猛虎，大多长颈高足、身形轻灵、气度非凡、矫健洒脱。楚人也经常将凤形象的特征打散分布于器皿之上，“分解的极点，或仅具一目一喙，或止得一羽一爪；变形的极点，或类如花叶草茎，或类如行云流星，或类如水波火光；抽象的极点，是化为纯粹的曲线。这样，于形固有失，于神则有得，而且给观赏者留有广阔的想象余地”。由凤翼、凤尾演变而生的云纹，舒展大气、萦回变幻，表现出楚人惊人的时空想象力和造型把握能力。

就连楚国的文字，也有这样的特点。和其他国家的文字比起来，楚文字字体更为修长，仰首伸脚，笔画富于变化，多波折弯曲，很像美术字。我们可以把楚文字与鲁文字作一个对比。

河南淅川下寺 2号楚墓所出王子午鼎铭文和山东莒县大店 2号莒墓

人们把这类楚文字称为虫书。除虫书外，还有鸟书，就是在篆书的基础上，加以装饰性的笔画，使每个字都像鸟一样灵活飞动。在王子午鼎的铭文中，有一些已经属于早期的鸟书，比如其中的“用”字。而楚王孙渔戟上的铭文，则是更典型的鸟书，鸟的头身尾爪，都已经出现。郭沫若说：“南文尚华藻，字多秀丽；北文重事实，字多浑厚。”（《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八卷）胡小石认为，古文字体，北方以齐国为代表，南方以楚国为代表，“齐书整齐而楚书流丽，整齐者流为精严，而流丽者则至于奇诡而不可复识”（《胡小石论文集》）。楚人的奇诡和浪漫，在文字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楚王孙渔戟铭文

总之，在强盛期，楚国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成就都是相当可观的。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与齐鲁的儒学及魏秦的法家成为中国文化中的三大流派。以屈原的作品为首的“骚体”文学，当之无愧地成为战国时代最伟大的文学作品。除此之外，楚国在青铜冶铸、丝织刺绣、漆器工艺等方面，都取得了独步天下的成就。

参考文献：

邵学海：《王子午鼎的繁缛与铸客鼎的简约——论楚国青铜艺术风格的形成与嬗变》

宋公文、张君：《楚国风俗志》

左鹏：《“蜻蜓眼”式琉璃珠与人骑骆驼铜灯》

张正明：《“蜻蜓眼”玻璃珠传递的信息——楚人的开放气度》

潘光旦：《中国人的特性》

李泽厚：《美的历程》

王峰、黄莹：《楚人文化心理论略》

陈振裕主编：《楚秦汉漆器艺术·湖北》

罗运环主编：《荆楚文化》

张正明：《楚史》

〔日〕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思想史》

王建辉、刘森淼：《荆楚文化》返回搜狐，查看更多